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探析

尚绪芝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给以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夫一妻制”原则极遭到破坏，实际上“一夫一妻多妾制”却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的常态。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一夫一妻制 宗法制度 婚姻制度

当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即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之后，社会生活在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婚姻制度方面亦是如此。虽然在古代社会法律很早就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是在古代社会的生活实践中盛行的确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笔者初步归纳出如下原因。

一、原始社会婚姻遗风的影响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无论传统是什么样的，无论我们的好恶如何，也无论我们主观上如何想抛弃它，……但事实上它却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一切的一切，仍是在传统的影子下渐进，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积累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传统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的遗风对于文明社会婚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随着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种形态：
群婚。在该婚姻形态下，两性之间的结合是一种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正如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男女杂游，不媒不聘”。
兄妹通婚。在该婚姻形态下所形成的婚姻规则是：不允许不同辈份之间的相互性交行为，只允许同辈的男女通婚。
族外群婚。该婚姻形态下的婚姻规则是：排除了同一氏族内部兄妹之间的通婚关系，规定男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女子为妻，女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男子为夫。与现代婚姻完全不同的是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各自属于所生活的氏族。丈夫到妻子那过婚姻生活，晚上去早晨归。一个男子在一群妻子中可能有一个主妻，女子亦然。一群兄弟共妻，一群姐妹共夫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对偶婚。这种婚姻制度下，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是极不牢固的。婚姻关系松弛，双方只要有一方不愿维持婚姻关系便可解除。[1]
　　由以上原始社会的婚姻形态看，从来就没有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这种婚姻遗风对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婚姻制度有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始端是夏朝，法律制度也是肇始于夏朝。但是由于夏朝国家初建，刑事法律制度尚非常不发达，更不用说民事法律制度了。[2]所以通过法律规定婚姻制度更是没有提上日程，所以众多的法律制度史的教材中对夏朝的婚姻制度都没有提及，而且在夏朝的法律制度中，习惯法是非常重要的渊源，很多法律制度都是直接来源于古老的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夏朝的婚姻制度主要是沿袭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这样说来原始社会的婚姻遗风必然被带到了文明社会。继夏之后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在婚姻制度方面从来实行的都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1]

二、古代婚姻功能观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婚姻问题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因为它是人伦之本，没有它，中国古代社会围绕着婚姻家庭的诸多价值观都无从体现。正因为如此婚姻也常常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大事，给以高度关注。
中国古代的先民对于婚姻的功能或作用持有什么样的认知呢？《礼记·婚仪》篇中的“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功能观。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婚姻完全是以家族而不是以两性自身为中心的，承载着“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这样的两大社会功能。
从宗族的延续方面看，宗族的延续和壮大首要的一个条件是宗族的人丁兴旺。可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人口的自然死亡率较高，在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人口的自然增长缓慢。据资料统计，从夏初到春秋战国之交的1600多年中，中国人口大约增长了1.7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0.6‰。从战国初年到清末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口在2300多年增长了16.6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1.2‰。[2]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能生育人口——妻妾基数的方法来弥补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的不足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从祖先的祭祀方考察，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权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一般来讲，只有男性才享有祭祀权，妇女被当然地排除在外。如果家里没有男性的话，则会被人耻笑或鄙视，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口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将“无后”看成是对父母甚至是对对祖先最大的不孝。在这种观念的趋势驱使下，又衍生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观念。总之，为了长久维持神圣的祭祀权利，就要保障本族的“香火不断”，为此“一夫一妻多妾”制又成为古代中国的一种现实选择。

三、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绝对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子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或统治地位，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可以信手拈来。
从男女性别比例看，学者姜涛在其著作《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中，在大量引用、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男多女少的事实并说明了原因。他说：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总体上并非男女持平，而是明显呈男多女少的高性别比。这种性别比结构，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礼教，尤其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此外，育龄妇女卫生条件差以及女性人口的漏报也是造成传统人口高性别比的重要原因。
从男女的社会角色看，中国古代基本上仍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架构。男性主宰着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女性活动的范围被局限在家庭领域，仅仅从事辅助性的劳动。在社会角色方面，如果说男性是主角的话，那么女性充其量仅仅是个配角。
从男女在的家庭中的地位看，男性是家庭的主宰，承担着保证女性（及家庭）安全、供养家庭的责任，同时架起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在家庭生活中男性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这从中国古代社会极力宣扬的“父权和夫权”就能体现出来。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要给男性提供各项舒适的，对男性要服从、顺从、忠贞，同时还承担着“相夫教子”、“敬老护幼”的基本职责。这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
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强压下，广大的中国古代妇女找不到自己的独立位置，反倒认为委身于男性为妻、为妾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样的观念为“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盛行扫清了意识障碍。

四、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的身范作用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皇权崇拜”的社会，人们对“皇权”、“皇帝”的景仰达到极至，因为皇权是整个国家唯一核心。其代表者皇帝掌控国家一切权力，且不受任何限制。而皇权与皇帝又常常与“尊贵的神”联系在一起，而古代先民对神的景仰不亚于对皇帝皇权的景仰。在“皇权崇拜”的社会，一般人都会认为皇帝的所言、所行都是对的，都是值得效仿的，都是应该遵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又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等价值观念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尊君意识。强烈的尊君意识也强化了人们对皇帝行为的争相效仿。在婚姻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家庭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多妾”的现实。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是一普遍现象。墨子曾描绘过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统治者的妻妾状况，他说：当今之世，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每灭一国，都将其宫女掳至咸阳，作宫室以藏之，史载当时“后宫列女万余人”。史载汉武帝时期后宫佳丽数万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皇帝均以多妻为荣，故而推定后宫人数亦不少。其他朝代的皇帝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列举。
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从皇帝的儿孙数也可反映出来。一个皇帝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儿子的现象并不罕见，西汉景帝就有十三个儿子，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康熙皇帝有三十五个儿子。[1]

以上仅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婚姻制度是一个复杂多面的问题，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囿于篇幅和水平所限，以上几方面仅仅是就教学过程中的积累的初步思考。


作者简介：
尚绪芝（１９７３—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职称讲师，最高学位法学博士。
通讯地址：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天津市河东区程林庄路６３号）　邮编：３００１６０

浅析我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飞


1997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以来，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在复苏之后再次进入“发展瓶颈”期。一方面是刑事案件的数量在逐年攀升，另一方面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辩护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和诉讼地位不但没有象人们预期那样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而有所改善和提升，反而变得更糟糕，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5年初全国共有500多名律师身陷囹圄。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 11个案件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错案率50％以上。“刑辩难”问题遂成为理论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
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刑辩难”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缺陷人们讨论得很多，普通认为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的不完善集中体在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阅卷权、律师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不明确等等方面。但其根本缺陷在于“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上述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阅卷权等等方面的缺陷，只是结构性缺陷的反映和表现。

一、我国辩护制度结构性缺陷的体现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个亮点就是借鉴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一些优点，如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可以介入程序；避免法官在庭前全面深入接触案情，规定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就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原来的作法是检察院在庭前将全部案件材料移交给法院，法院在庭前审查所有案件材料后再决定开庭，或者退补侦查，或者要求撤诉）；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希望法官在庭审中了解和认定案情，避免先入为主，防止法官包揽庭审活动的做法等等。
我国这种生硬而简单地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和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相互嫁接的立法尝试，从法律实施的结果上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大体上说，我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体现在下列方面：

1、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边缘化

而我国宪法和刑诉法都规定：公、检、法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并驾齐驱的三分格局。然而，公、检、法同为专政机器，在司法实践中，三机关配合的多、制约的少，三者的关系不是“三国鼎立”的制衡关系，而“桃园三结义”共命运、同进退的关系，“公检法是一家”，他们同为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对立面。在实践中，公、检、法之间相互通气、甚至在政法委主执下召开联席会议已成惯例，未审已判是为常事。在这种诉讼结构中，被追诉人没有脱离被“专政”对象的境地，其诉讼地位自然被边缘化，代表被追诉人的辩护律师其诉讼地位同样被边缘化。

2、控辩双方权利配置失衡

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边缘化直接导致了控辩双方权利配置的失衡。检察机关拥有批捕权、指导公安侦查权、自行侦查权、公诉权等等权力之外，同时还拥有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不仅仅是一个控诉者，而且是一个法律监督者，居中审判的法官在此“监督”出现重心偏移。此外，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检察机关可以就已生效的裁判在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的情况下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
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沉默权，却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如实回答其实质就是自证其罪。
辩护律师虽有调查取证权，却同时又有诸多不当限制。如须征得被调查人同意，对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不仅要征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同意，还要征得法院和检察院的同意，并且还有《刑法》306条所谓“律师伪证罪”作为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紧箍咒。
辩护律师虽有会见权却得不到保障，因为侦查机关有批准权、安排权及在场权，并且这些权力在实践中经常被滥用，成为阻碍律师会见的手段。再如律师会见时的“隔离网”和电话装置，是公、检、法所无的特殊“待遇”。
律师的阅卷权和知情权也受到限制，未确立证据开示制度等。
除了辩护律师权利受不当限制外，还缺失律师在场权、律师解答权、律师作证特免权（也称拒证特权）等等。
我们知道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权利对等是刑事诉讼制约结构的法理基础，是实现程序正义的保障。没有平等，何来对抗，控辩双方权利配置的失衡，必然导致现行所谓“控辩式庭审方式”名不符实。

3、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尴尬

法官的居中和独立是公正裁判的必要前提，意味着司法机关应该不偏不倚，独立行使审判权，只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然而在现行诉讼结构中，法官的居中和独立审判却而面临尴尬。一方面，法律要求法官应当在庭审中，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等庭审活动，来接触和认定案件事实，并独立裁判。另一方面，因为“公检法是一家”，法院还负有弥补公安、检察错误的责任，法院可以主动查明案情、调查取证，代行侦查权，不可以变更罪名，代行检察权。因此，法官不得是审判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侦查者和公诉人。更不用说，一些程序外的人为因素对法官居中和独立审判的干扰，比如地方党政领导的干预、政法委的“垂帘听政“等等。记得我国54宪法（我国第一部宪法）曾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马克思也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远没有这么简单，法治的路还很长。

4、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职权主义与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间的冲突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一大特点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采取的是职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审判阶段采取的是当事人主义的价值取向。
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因为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职权主义，其立法理念是“国家本位、权力本位”，强调的是打击犯罪，而忽略了人权保障，“权利让位于权力”，自然不存在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的概念，辩护律师基本被排斥在外，律师的正常的、积极的辩护行为，被侦查人员和检察官视为办案的干扰和阻碍，都想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压制律师的行为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干脆把辩护律师也作为“打击”对象。权力失去了制约，谁都无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追诉权没有制约的膨胀必然导致辩护权的萎缩。实际情况是，“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被虚置；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成为威胁、利诱、刑讯逼供的合法外衣；辩护律师的对抗能力被削弱，很难判断口供和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很难去收集关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很难及时了解控方的证据材料来提出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只能在起诉后甚至庭审中才能真正全面实质地接触案情。显然，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所要求的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和辩论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审前程序的基础上，是“生米做成饭”后的无奈，结果必然是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流于形式，控辩式庭审方式无非是走走过场。

二、对刑事辩护制度完善的展望

2007年修改，并于2008年6月1日施行的《律师法》在刑事辩护制度上有所突破，具体为：
1、会见权方面
《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凭“三证”(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函)无需批准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且不被监听。
2、阅卷权方面
《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范围有所扩大，《刑诉法》的用词是“技术性鉴定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范围也有所扩大，《刑诉法》的用词是“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3、调查取证权方面
《律师法》第35条第2款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取消了须经被调查人同意，检察院、法院批准的限制）。
4、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方面
《律师法》第37条第2款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的庭审言论豁免权：“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5、律师作证特免权方面
第38条对保密义务的范围有所扩大，除原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之外，增加了“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同时还规定例外情况为律师对“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不负有保密义务，言下之义，其他情况——如刑事诉讼中了解到的委托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已发生的犯罪事实——应负有保密义务。这些规定基本上具备了作证特免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