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宪法只约束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公法关系，不干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法关系，是西方法律的一个深远的历史传统。但二十世纪后期，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在西方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又产生了一个有悖上述传统的相同趋势，即宪法权利规范对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人关系或私法关系的渗透和影响。德国与美国是产生这一趋势的两个典型国家，分别生成了使这种趋势正当化的两个典型理论，即“价值辐射”理论和“国家行为”理论。由这两个不同理论所指导的司法实践能够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私法宪法化；客观价值秩序；国家行为理论；宪法的水平效力；宪法的第三人效力


　　公法与私法，即宪法与民法的两域分治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传统。但至二十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却逐渐出现了一个有悖上述传统的相同趋势，即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或私人关系的影响和适用，即作为公法的宪法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私法效力，也即出现了所谓的“私法宪法化”的问题。代表这种趋势的两个典型国家是德国和美国，对这一趋势进行合理化论证所产生的两个典型理论，即德国的“价值辐射”理论和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本文试图比较德国和美国的这一相同趋势、不同理由以及由不同理由所引起的不同的法律后果。

　　一、相同传统：宪法只约束公民—国家关系

　　德、美两国宪法拥有一个相同的历史传统，即宪法权利规范只约束公民（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约束公民（私人）和公民（私人）之间的关系，正是从这个角度宪法被定性为公法。

　　诞生于1949年5月23日的西德宪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是德国现行宪法的开端。该宪法是从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基本权利一览表开始的（第1条至第19条）。这些基本权利之实质内容均不得被侵害（第19条第2款）。该基本法以对不可侵犯的人之尊严的承认为开端：“所有国家权力之义务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第1条第1款第2句）。该基本法第1条第3款清楚地陈述道：“下列基本权利为对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直接约束之法律。”同时，该基本法也创建了联邦宪法法院（第93、94条），该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来检验联邦法律的合宪性。这给了公民当其基本权利受到公共权力的侵害时个人提起违宪诉讼的可能性。这里的公共权力即指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行为。此举被认为开创了晚近德国法律史上最值得关注的篇章之一。德国联邦宪法已经成为德国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值得关注的因素之一。该宪法建立了一个清晰的规范框架。[1]（P62-63）

　　正如有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法律人都同意宪法是一种公法，人们主张这种形式的公法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公法一样，对分立的、不同的私法自治体系没有影响。而且有些人走得更远，主张因为宪法在历史上只针对国家，所以议会在1948年被召集起来起草基本法时，甚至没有被授权以影响传统的私法关系。一个相关的观点是基本权利只需针对高级权威，即国家，并不需要调整拥有平等法律地位的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2]

　　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和限制政府的各项权力，而《权利法案》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更是直接针对国家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利法案》是美国成文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第一，《权利法案》是作为美国1787年成文宪法得以批准的条件而诞生的；第二，《权利法案》作为成文宪法的前10条修正案，其产生程序根据成文宪法的规定也是刚性的；第三，《权利法案》是对成文宪法对个人权利保障规定不足的有机补充。只不过，《权利法案》使成文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又进了一步，而且针对性更加明确，即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政府的无理剥夺和非法侵害，而且进一步成为作为宪政生成的社会动力的个人权利诉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中介。“政府，《权利法案》的构造者们相信，是人的一种手段，‘其主权被认为从属于他的权利’。《权利法案》，因此，意味着政府的不自由就是公民个人的自由。”[3]用《权利法案》来限制政府权力是美国人从历史传统和经验中吸取的深刻教训。“1789年《权利法案》的构造者们相信政府权力是并将是个人自由的一个恒久的威胁，导致美国革命的事件和后来针对联邦宪法的批准的斗争正确地教给他们这一教训，而且同样教导他们的还有英国宪政史、普通法传统、自治政府的殖民地经验和美国革命期间的各州《权利法案》的发展。简短地说，在宪法上增加一个《权利法案》的决定反映了一个已经被完善地确立起来的用成文文件来保护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惯例。”[3]

　　“因为《权利法案》和宪法第14条和第5条修正案只约束联邦和州政府，一个宣称被这些修正案保护的权利的被剥夺的主张必须证明某种‘国家行为’的存在。”[4]“在限制国会权力与对联邦和州政府施加宪法限制时，宪法的制订者和修正者们担心的是创设了一个太具强力和统治力的联邦和州政府。除了针对苛刻和专断的政府行为设定保护之外，他们还关注多元性、个人自治、私人财产特权，和针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对社会进行自由和自然的调整。这些相同的价值先天地蕴含于他们对针对私人强行施加宪法限制的反感中。”[4]

　　德、美两国宪法权利条款只约束公民（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约束公民（私人）和公民（私人）之间的关系的传统源于西方社会悠久的公、私法两域分治，即私法自治的传统。该传统坚持宪法与私法是调整两类不同主体之间和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的不同的法。宪法是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垂直关系的公法，而私法是调整公民与公民之间水平关系的私法。且私法自治，公法不能干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法关系。

　　这种传统正如有的学者所阐述的那样：“基本权利的功能与过去两个世纪中得到发展的公、私法分立密切相联系。孟德斯鸠是这种严格区分的奠基者之一。他区分了由民法统治的私领域和由政治法统治的公领域。私领域中的主体（私人）拥有不同于国家的利益。私人的自由领域只能通过区分这两个领域才能出现。其结果是私人不需要追求公共利益：他们是自治的并且针对什么是正当的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正是私法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在公领域，这些私人可以被迫尊重他们不喜欢的决定，但这一点可以借助于这些决定在民主上是合法地被证明为正当。”[5]（P19）私法自治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国家是一个更有力量（并因此更有威胁性）的，并且被要求在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中比私人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具有更多的中立、更少的任性和更大的公正的机关。因此，私人关系绝对不能够以与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同样的方式被规制，因为，在国家不存在的场合，我们关于中立性和公正性的期待状态也不存在。这一点，与国家是由宪法创造的而私人却不是这一事实一道，就是宪法保障为什么一般地只针对起草者头脑中的，而事实上被反映在宪法原文中的国家—公民关系被起草出来的原因。[6]（P19）

　　二、相同趋势：宪法亦约束公民—公民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德、美两国宪法又出现了一个相同的、有悖上述传统的趋势，即宪法权利规范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方式影响和介入私法关系。“人权可能对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一种水平效力和影响的观念与全世界的一些法律制度非常相似。正如库珀（Cooper）所揭示的那样，人权在私法争议中的直接、间接或无效力问题是一个不仅在欧盟的大部分成员国中，而且在美国、加拿大和南非这些国家中都集中讨论的问题。”[7]（P19）正因为该趋势有悖于公、私法两途分治，即私法自治的传统，因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的影响和介入，其方式和程度都是有限制和有条件的，并且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德国宪法私法效力的典型学说

　　在德国，关于宪法的私法效力问题，即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的影响与介入的形式和程度问题，在司法实践和理论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学说。这三种宪法权利规范水平效力学说分别为间接效力说、直接效力说和由针对国家的权利作为中介的效力说。

　　间接效力说的倡导者是杜立希（Dürig）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该学说主张：宪法权利作为“价值决定”、“客观规范”、“宪法权利价值”，或换句话说，作为“客观原则”影响对私法权利的解释。这种影响应当首先实现私法一般条款（general clauses）的具体化，但是在对每一个私法规范进行解释时，也可以超越此界限被适用，并且在具体案件中能够被扩展到用来证明超越法律的字面含义的裁决的正当性。虽然存在着宪法权利的影响，私法规范仍然是私法规范，并且由此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仍然是私法权利和义务。就法官的地位而言，辐射效力确定了一个法官在司法解释时必须考虑宪法权利对私法的影响的义务。

　　直接效力说的主要倡导者是尼伯代（Nipperdey）和德国联邦劳动法院第一庭。该学说主张：宪法客观原则不仅通过影响对私法规范的解释来影响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且个人的主观私权利直接从宪法客观原则中“流”出。尼伯代认为：宪法权利的法律效力倒不如说是一种直接的规范效力，它可以修正既存的私法规范或创制新的规范，而不论其涉及的是强制法、处分法、一般条款还是具体规范，不论是禁止、命令、主观权利、保护性法律还是证立性推理。在这个含义上，宪法权利应当具有绝对效力。

　　由针对国家的权利作为中介的效力说的极端倡导者是施瓦布（Schwabe）。该学说主张：宪法权利规范对公民之间关系的效力，是国家受作为主观公权利的宪法权利约束的结果。施瓦布认为：国家是一个其他公民通过私法对宪法权利利益潜在侵犯的参与者，因为是国家使私法制度得以存在并实施的。国家必须接受侵犯是国家的责任的后果，即使这些侵犯是由私人行为者作出的。

　　（二）美国宪法私法效力的典型标准

　　在美国，关于宪法的私法效力问题，即宪法权利规范对私法关系的影响、介入形式和程度问题，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上，形成了以勃鲁姆三步曲（Blum Trilogy）判决为代表的三原则理论和以布仑特伍德案（Brentwood case）判决为代表的“纠缠（entwinement）标准”。

　　198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伦德尔-贝克尔诉科恩（Rendell-Baker v. Kohn）、勃鲁姆诉亚特斯盖（Blum v. Yaretsky）和鲁格尔诉埃德蒙孙石油公司（Lugar v. Edmondson Oil Co.）三个案件判决中确定了国家行为分析的界限，介绍了分析国家行为主张的三个原则，这三个案件被统称为勃鲁姆三步曲。在这三个案件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定的宪法权利规范能够适用于私人组织行为的三个检验标准分别为：共生关系标准（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est）、公共职能标准（the public function test）和国家强制标准（the state compulsion test）。根据共生关系标准，当国家和一个私人组织之间的一个密切连接是由使私人组织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的联合行为和互相依赖关系造成的时候，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根据公共职能标准，当一个私人组织行使了一个传统上只能由国家行使的行为的时候，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根据国家强制标准，当国家强迫或支持一个私人组织从事被诉行为时，该私人组织行为就属于国家行为，因而就适用有关宪法权利规范。根据这些标准，国家行为只存在于国家与一个私人当事人行为有牵涉的时候。[8]

　　在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仑特伍德学院诉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Brentwood Academy v. Tennessee Secondary School Athletic Association）案判决中，在判断“国家行为”的标准方面，又采用了有别于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中所确定的三个标准的“纠缠（entwinement）标准”。“最高法院确定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在其对布仑特伍德学院施加制裁时就成为了一个国家行为者。在发现国家行为时，最高法院注意到其分析并没有依据其在勃鲁姆三步曲判决中所确定的三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标准。最高法院主张国家行为通过存在于田纳西州和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之间的普遍的纠缠而存在。该纠缠标准检验的是围绕田纳西州和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之间关系的环境的影响。”[8]

　　最高法院认为：通过纠缠标准来发现国家行为是指一个私人组织，当其特性与一个国家组织相重叠时呈现出公共品质。这样，最高法院在布仑特伍德案中强调创造“纠缠”的四个关联：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成员构成中的公立学校的重大比例、在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委员会中服务的依据职权行为的州教育委员会的成员、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雇员对州所给予的退休补贴的可获取性和州对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的持续的承认。因此，最高法院断定田纳西中学体育协会的行为因存在它和田纳西州之间的普遍的纠缠而构成国家行为。

　　从勃鲁姆三步曲和布仑特伍德案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国家行为认定标准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法院将其国家行为标准修正为聚焦于国家与私人组织的关系，而不是国家对行为本身的牵涉。通过近来对共生关系标准、公共职能标准和国家强制标准的解释，最高法院检验创造国家行为的不同因素。最高法院不再将其修正标准的分析局限于对直接与被诉行为相关联的因素的检验。然而，最高法院的国家行为原则仍然植根于这三个标准，国家行为通过对这些标准的分析而产生。”[8]

　　对于布仑特伍德案判决中所确定的国家行为认定标准，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新的国家行为理论[9]（P19），有的学者则认为只不过是对勃鲁姆三步曲以前判决的回归。[8]
国家经贸委 国家计委 科技部、财政部、建设部、中国人


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


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科技部、财政部、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质检总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快速、健康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就加快发展环保产业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筹规划，明确思路，突出重点

（一）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远景目标时，要把环保产业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制定和实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要认真分析国内外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明确发展方向、目标和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地区比较优势，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发展环保产业，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先导、以效益为中心、以企业为主体的原则，强化政策引导，依靠技术进步，培育规范市场,加强监督管理，加大环境执法力度，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保产业宏观调控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环保产业市场运行机制，促进环保产业健康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技术保障和物质基础，以适应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对环保产业的需求，并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当前国家优先发展的环保产业重点领域：一是环保技术与装备、环保材料和环保药剂，主要包括烟气脱硫技术与装备，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技术；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与处理处置技术和装备，工业固体废物处置技术与装备；噪声控制技术与装备；城市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技术，工业废水处理及循环利用工艺技术，节水技术与装备；以污染预防为主的清洁生产技术与装备，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与装备；生态环境保护技术与装备；污染防治装备控制仪器，在线环境监测设备；性能先进的环保材料及环保药剂等。二是资源综合利用，主要包括共伴生矿的综合开发与利用、“三废”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三是环境服务，主要包括环境咨询、信息和技术服务，环境工程以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营服务等。

二、强化产业政策导向，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环保产业升级

（一）制定和组织实施环保产业政策，引导环保产业发展方向。要鼓励发展技术先进、经济、高效的环保技术装备与产品；限制相对落后的环保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淘汰落后生产技术、工艺和产品。制订能够满足环保要求、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政策。

（二）加快环保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环保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一是调整和优化环保技术和产品结构。巩固和提高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国内市场需求量大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加快开发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或国内空白的急需的环保技术和产品；积极发展有一定比较优势、有出口创汇能力的环保技术和产品；依法淘汰设计不合理、性能落后、高耗低效、市场供大于求的生产技术、工艺和产品。二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服务体系，要坚持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原则，打破环保产业服务领域的垄断经营，放宽市场准入，引进竞争机制，鼓励服务企业优化组合。要推动建立以资金融通、工程建设、设施运营和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人才培训等为主要内容的环保产业服务体系，为环保产业发展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全方位的服务，提高环保服务业在环保产业中的比重。三是进一步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拓宽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途径，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通过结构调整，尽快形成一批能够满足环境治理要求、具有竞争力的主导技术、主导产品和骨干企业，使环保产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布局结构、产业集中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实现产业和产品升级。

（三）优化环保企业组织结构，实现环保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专业化水平，增强环保企业的竞争力。一要实施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发展战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能力强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提高环保产业的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现阶段发展环保产业要充分发挥现有机械制造企业和军转民企业的作用，引导其转向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研制和生产，使闲置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二要培育具有系统设计、设备成套、工程施工、调试运行和管理一条龙服务的总承包公司，增强企业参与国际环保市场的竞争力。三要积极引导中小型环保企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为大企业和总承包公司提供专业化配套服务。依靠优胜劣汰机制和宏观调控，形成产业内适度集中，企业间充分竞争，大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

（四）发展环保产业切忌一哄而起，各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合理布局，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结构，避免结构雷同，防止重复建设。西部地区在大开发过程中，要始终贯彻“预防为主”的思想，紧紧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工业污染防治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加快开发和推广节水技术与装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与装备，清洁生产技术与装备，资源综合利用及相关的技术与装备，水土保持和荒漠化防治的关键技术等，形成和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环保产业。

三、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环保技术装备水平

（一）提高环保科技开发水平和创新能力，加速环保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一要紧紧围绕环保产业发展重点，加快环保科技开发，有关科技计划中要积极安排环保产业重大技术攻关课题；建立并完善环境保护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环保科技产业基地。二要在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把环保技术的创新和提高作为重点领域予以支持，加快环保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开发。三要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结合，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办技术中心、中试基地，或通过联营、投资、参股等多种形式实现与企业的联合，形成多方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加速优秀环保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其产业化。

（二）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加快环保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环保产品的升级换代。通过合资、合作、直接引进等多种形式引进国外先进环保技术，在消化吸收和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集成和应用开发，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主导产品。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通过技术改造，提高环保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环保产品的升级换代。要加快对先进、成熟的环保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三）加快环保产业关键技术与装备国产化进程，提高环保装备标准化、系列化和成套化水平。近几年我国在汽车尾气污染治理关键技术和部件、城市污水处理及回用关键技术等方面国产化取得了积极进展，要在此基础上，加快烟气脱硫技术和成套设备、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与处理关键技术和设备、环境监测设备和仪器国产化进程。要加快组织实施国产化示范工程，掌握核心技术，提高设备制造水平和成套能力，降低工程造价。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对环保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支持力度，对国家重点国产化项目给予财政贴息支持或补助，并研究制订有利于促进环保技术装备国产化的配套政策。

四、加强监督管理，规范环保产业市场

（一）加快环保产业标准体系建设。要建立规范的环保产业标准体系，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加快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确保满足污染防治的要求；对尚未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环保产品，必须制订企业标准，并报地方标准管理部门备案；所有进入市场的环保产品，必须按标准组织生产。加强环保产业标准化组织和管理，逐步建立健全全国环保产业标准化工作网络。

（二）加大环保产品质量管理和监督检查力度。坚决制止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用准用证、准销证等手段分割市场的行为，保障公平竞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及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环保产品的质量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抽查，并公布结果，对不符合质量管理和监管要求的，必须加大处罚力度；要依法查处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环保产品的违法行为，新闻媒体对假冒伪劣的环保产品要予以曝光。建立健全全国环保产品（设备）质量检测网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环保产品，不得以对产品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环保产品生产经营活动。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认证管理条例》建立统一的环保产品第三方认证制度。环保产品认证要坚持企业自愿（强制性环保产品认证除外）、国家统一管理的原则，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组织成立中国环保产品认证机构，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认证工作。自愿性环保产品认证不作为环保产品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不得以未认证为由，限制已达到环保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进入市场。未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有关部门、地方均不得以任何名义开展环保产品的认证工作。

（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环保产品市场，下决心治理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分割市场、阻碍环保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凡企业按标准生产，其产品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授权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可在中国境内公平竞争；凡经国家及省级有关主管部门资质认定的工程承包、设计及其它环保技术服务机构，可按资质等级在中国境内依法开展相应项目的环保技术服务，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限制其进入本地区或本行业；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费、服务费；要依法保护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五）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执法监督部门，一律不得成立环保生产和经营单位，已经成立的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彻底脱钩；禁止对用户强行指定环保技术服务及产品采购对象、强行指定使用环保产品或强行指定施工单位承接环保工程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五、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国家对环保产业实行鼓励和扶持政策。已发布的有关鼓励环保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文件：《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2000年修订）》（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第7号令）；《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外经贸部第18号令)；《关于公布〈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国经贸资源[2000]159号）；《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的通知》（国发[1996]36号）等。

国家在税收政策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对环保产业项目，各有关银行应积极给予贷款支持。凡明令淘汰和禁止的产品（技术）和项目，不论资金来源如何，各级项目审批部门一律不得审批，各有关银行不得贷款。

（二）国家将进一步研究制订鼓励环保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一是在产业政策方面，继续发布环保产业鼓励发展目录及配套政策，引导环保产业发展方向。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进一步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如综合利用产品减免增值税的优惠政策等。

（三）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优惠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要选择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和特色的重点领域，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要加强对环保产业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四）切实落实好优惠政策。要完善落实优惠政策的各项配套措施，加强对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和抽查。对骗取优惠政策的，要严肃查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经抽查、评估后确不具备条件的，取消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

六、积极创造条件，拉动环保产业市场的有效需求

１、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严格环保标准，加大环保执法力度。要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要严格环保执法，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水平，促进环保产业市场的形成。

２、多渠道筹集污染防治资金，加大环保投资力度。一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纳入政府预算，确保各地方政府投资预算中用于环保方面投资占有一定的比例。有条件的地区可设立环保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重点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在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计划中，要优先安排当前国家急需发展的环保产业项目；在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利用国债资金安排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重点流域污染治理和工业污染防治项目。二是按照“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并根据企业的承受能力，严格核定排污收费标准。加强对排污收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保证排污费按规定用于污染防治。三是企业是实施污染防治的主体，要在治理污染方面增加投资。要广泛吸纳社会资金，鼓励有技术优势、市场前景好、企业运作良好等符合条件的环保企业，通过境内外上市或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四是继续利用国外优惠贷款或赠款，用于环保设施建设。在利用外资计划中，将引进国外先进环保技术列入优先领域。

３、加快建立和完善城市污水、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为促进城市污水和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创造良好的机制，征收的费用要专项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和城市垃圾处理。要鼓励社会资本、外资投资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拓展资金渠道，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加快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促进其良性发展。引进竞争机制，选择有条件的城市开展城市污水和城市垃圾处理授权经营的试点工作，降低设施运营成本，提高社会公益设施的管理效率。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可以进行城市垃圾和污水基础设施股份公司的试点。

七、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和中介组织作用

（一）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环保产业的领导，建立和完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环保产业涉及面广，需要各地区、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各级经贸委要切实担负起组织协调环保产业发展工作的职责，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协同配合，形成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共同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要充分发挥环保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开展政策调研，搞好咨询服务，组织技术推广，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