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白俄罗斯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在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通过缔结本引渡条约，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引渡义务
缔约双方有义务根据本条约的规定，根据请求相互引渡在本国境内的人员，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或执行刑事判决。
第二条 可引渡的犯罪
一、本条约所述“可引渡的犯罪”，系指根据缔约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且：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可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更重刑罚；
（二）依照白俄罗斯共和国法律，可处一年以上剥夺自由的刑罚或者其他更重刑罚。
二、在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对请求的缔约一方为执行刑事判决而提出的引渡请求，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只有在该判决尚未执行的刑期不少于六个月时，方可予以引渡。
三、在决定引渡及确定某一行为根据缔约双方法律是否构成犯罪时，不应因缔约双方法律是否将这一行为归入同一犯罪种类或者使用同一罪名而产生影响。
四、如果引渡请求涉及几项犯罪，并至少其中一项是可引渡的犯罪，则可根据引渡请求中所述的其他犯罪引渡被请求引渡人，即使这些犯罪不符合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有关刑罚期限规定的条件。
第三条 应当拒绝引渡的情况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应予以引渡：
（一）被请求引渡人系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国民；
（二）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已根据本国法律给予被请求引渡人受庇护权；
（三）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有充分理由认为，引渡请求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因其种族、宗教、民族、国籍、政治信仰等原因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执行刑事判决，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地位会因上述任何一种原因而受到损害；
（四）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纯系军人犯罪或者只是请求的缔约一方的军事法规中所规定的犯罪，而根据该方的普通刑法不构成犯罪；
（五）在收到引渡请求时，由于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所规定的起诉或者处罚的时效已过，不可能对被请求引渡人进行刑事追诉或者执行刑事判决；
（六）在收到引渡请求时，被请求的缔约一方主管机关已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行为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诉讼程序已经终止。
第四条 可以拒绝引渡的情况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引渡：
（一）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该方对被请求引渡人或者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具有管辖权。在此情况下，如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拒绝引渡，则应根据请求对被请求引渡人提起刑事诉讼；
（二）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虽然考虑到犯罪的性质及严重性、请求的缔约一方的利益，但认为由于被请求引渡人的年龄、健康或者其他个人情况，引渡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三）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正在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诉讼。
第五条 不引渡本国国民的后果
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如果根据本条约第三条第（一）项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在遵守本条约第二条规定的情况下，该方应根据请求的缔约一方的请求将该案件提交本国主管机关审理，以便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对该国民提起刑事诉讼。为此目的，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向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移交与该案有关的文件和证据。
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将引渡请求的处理结果通报请求的缔约一方。
第六条 联系途径
除本条约另有规定者外，为实施本条约，缔约双方应通过其指定的主管机关进行联系。在各自指定主管机关前，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
第七条 语文
在执行本条约时，缔约双方应使用本国的官方文字并附有对方的官方文字或英文译文。
第八条 引渡请求及所需的文件
一、引渡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应包括：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被请求引渡人的姓名、国籍、住所地或居所地的材料和其他关于其身份的说明，如有可能，有关其外表的描述、照片和指纹；
（三）关于犯罪行为和后果，包括物质损失的概述；
（四）请求的缔约一方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并应处刑罚的法律规定；
（五）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效或者执行刑事判决时限的法律规定。
二、旨在对被请求引渡人追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引渡请求，除本条第一款规定者外，还应附有请求的缔约一方主管机关签发的羁押令或者逮捕证的副本。
三、旨在执行刑事判决而提出的引渡请求，除本条第一款规定者外，还应附有：
（一）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的副本；
（二）有关已服刑期的证明。
四、缔约双方根据本条约的规定所提交的文件，均应经正式签署并由主管机关盖章。
第九条 补充材料
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引渡请求所附材料不够充分，可以要求请求的缔约一方在两个月内提交补充材料。如经事先说明正当理由，这一期限还可延长十五天。如果请求的缔约一方未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补充材料，应被视为放弃请求，已被羁押的被请求引渡人应予以释放。但是，这种情况不妨碍请求的缔约一方就同一犯罪对该人再次提出引渡请求。
第十条 为引渡而羁押
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收到引渡请求后，除根据本条约规定不得引渡的情形外，应立即采取措施羁押被请求引渡人。
第十一条 收到引渡请求前的羁押
一、在紧急情况下，请求的缔约一方可以请求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在其收到本条约第八条所指的引渡请求前羁押被请求引渡人。此种请求可以书面方式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或者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以任何通讯手段提出。
二、请求书应包括第八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第二款和第三款所述内容，并说明引渡请求将立即发出。
三、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将对该项请求的处理结果及时通知请求的缔约一方。
四、在请求的缔约一方收到羁押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未收到本条约第八条所指的引渡请求及有关文件，应释放被羁押人。如有充分理由，根据请求的缔约一方的请求，提出引渡请求的期限可延长十五天。
五、如果请求的缔约一方在引后根据本条约第八条的规定提出引渡请求，则根据本条第四款对被羁押人的释放并不影响对该人的引渡。
第十二条 移交被引渡人
一、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将其对引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立即通知请求的缔约一方。如果同意引渡请求，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和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商定移交被引渡人的时间和地点等有关事宜。如拒绝引渡请求，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说明理由。
二、如果请求的缔约一方自商定移交之日起十五天内不接受被引渡人，则应被视为放弃引渡请求，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释放该人，并可拒绝请求的缔约一方就同一犯罪对该人再次提出的引渡请求。
三、如果缔约一方因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在商定的期限内移交或接受被引渡人，该方应及时通知缔约另一方。缔约双方应重新商定新的移交日期，并适用本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十三条 暂缓移交和临时移交
一、如果被请求引渡人在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因另一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服刑，则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可暂缓移交该人直至刑事诉讼终结、服刑期满或提前释放，并应将此通知请求的缔约一方。
二、如果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暂缓移交可能导致超过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效或难以对被请求引渡人所犯罪行进行调查，则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可根据请求的缔约一方提出的请求及理由，临时移交该人。临时被引渡的人应在诉讼终结后立即归还给被请求的缔约一方。
第十四条 数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缔约一方对包括缔约另一方在内的数国对同一人提出的引渡请求，有权自行决定将其引渡给其中哪一国家。
第十五条 特定原则
一、未经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同意，请求的缔约一方不得对已经移交的被引渡人在移交前所犯的任何非引渡所涉及的罪行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执行刑事判决，也不得将该人引渡给任何第三国。
根据本条提出的征求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同意的请求，应按本条约第八条的规定办理，并附被引渡人对请求中所指的犯罪所作的任何陈述的法律记录。
如请求所涉及罪行本身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应予引渡，则应予同意。
二、下列情况无需经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同意：
1、被引渡人在刑事诉讼终结、服刑期满或者提前释放后三十天内，尽管有机会却未离开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被引渡人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离开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的时间，不计算在此期限内；或
2、被引渡人在离开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后又自愿返回。
第十六条 移交与犯罪有关的物品
一、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请求的缔约一方的请求向其移交被引渡人的犯罪工具、作为证据的物品或犯罪所得的赃物。如果因被引渡人死亡、脱逃或其它原因而不能执行引渡，这些物品仍应移交。
二、为审理其他未决刑事诉讼案件，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可暂缓移交上述物品直至诉讼终结。
三、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和任何第三者对上述物品的合法权益仍应予保留。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在诉讼终结后尽快将该物品无偿归还被请求的缔约一方，以便转交物品的所有人。
第十七条 过境
一、缔约一方从第三国引渡的人需经过缔约另一方领土时，缔约一方应向缔约另一方提出允许其过境的请求。如果使用航空运输且未计划在缔约另一方境内降落，则无需该方同意。
二、在不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缔约一方应同意缔约另一方提出的过境请求。如根据本条约的规定不能引渡，被请求的缔约一方可拒绝过境请求。
第十八条 通报结果
请求的缔约一方应及时向被请求的缔约一方通报对被引渡人进行刑事诉讼或执行刑事判决的结果，以及将该人引渡给第三国的情况，并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请求向其提供终审判决书的副本。
第十九条 与引渡有关的费用
缔约一方承担在其境内因引渡而产生的费用。缔约一方因从第三国引渡而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产生的过境费用，由请求过境的缔约一方承担。
第二十条 与其他国际条约的关系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根据各自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二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
因解释或者执行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
第二十二条 批准和生效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第二十三条 终止
本条约自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终止之日起六个月后失效，否则，本条约无限期有效。本条约的终止不应影响在本条约终止前已经开始的引渡程序的完成。
本条约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明斯克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白俄罗斯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在对本条约条款的解释产生分歧时，以俄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白俄罗斯共和国代表
吴 邦 国 米亚斯尼科维奇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姬永福*


【内容提要】死刑复核程序作为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对死刑适用的一种特殊
的监督程序，其存在有其价值基础，但由于人们对其实质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加上
该程序受历史上刑事政策的消极影响以及程序设计本身的一些缺陷，使得理论和司
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该程序的一些
思路。
【关键词】 死刑复核； 价值基础； 实质； 强制上诉
一、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价值基础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程序，它的设立是和现代刑罚由报应刑向目的刑的转变，刑罚人道主义和刑罚轻缓化思想的深入人心分不开的。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死刑的存废问题就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那种以法律的名义从肉体上消灭罪犯从而弥补其给社会业已造成的创痛之合理性和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质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在死刑的适用上作了诸多严格的限制我国目前处于社会变革的非常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增多，恶性犯罪居高不下。所以现阶段暂不宜废除死刑。但限制死刑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项刑罚政策。而死刑复核程序正是该政策在刑事程序法上的体现。
二、对死刑复核程序实质的理解
对何谓死刑复核程序学理界多有论述，但大多是从与一，二审的比较中说明它的特殊性，并未回答它的实质所在。笔者认为，它与一，二审在适用对象，启动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仅仅表现了程序运作上的具体特点，并非其实质的体现。从79年和96年两部刑事诉讼法来看，中级人民法院判出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由其二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中我们看到上，下级法院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际关系，这种层际关系排除了同级法院适用该程序的可能性。保证了死刑案件的质量。所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实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程序。在这一特殊的监督程序中，任何一个法院的死刑判决都应该受到来自其上级法院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终端就是法律规定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为最高人民法院，死缓案件为高级人民法院。这样也从实质层面上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并非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经过该程序。如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的一审死刑案件或一，二审死缓案件以及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生效案件和二审判处的死缓案件，这些案件判决不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并非其绝对正确而不需要经过复核，而是从法院级别设置和核准权的分配上来看，这些判决无法接受来自上级法院的监督。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及现存问题分析
（一）死刑复核程序发展的几个阶段
有学者针对建国以来我国立法对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反反复复”的情况，按照数次“收”和“放”的变化，将其分为几个阶段。这虽然略显表面化，但对于我们了解该程序的历史发展以及对现在出现的问题追本溯源未尝不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故笔者姑且也将其分为几个阶段来逐一介绍。
第一阶段：建国初到刑诉法颁布前。死刑核准权最早出现在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根据该法1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终审判决有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死刑总审判决和当事人未上诉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有核准权。而1957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5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死缓案件的核准权交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显然，立法者在这一阶段的“收”和“放”的举措都表明其在该程序所要达到的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目标之间的抉择和倾向。这一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从总体上来看，监督层次关系明晰，合理且有度。
第二阶段：刑诉法颁布到刑诉法修订前。79年刑诉法和刑法中均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有最锆院统一行使。后来随着社会治安的恶化，依法需判处死刑案件的增多，为及时高效地核准死刑案件，有力打击恶性刑事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和81年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严重暴力犯罪需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依此决议进行了授权。1991年-97年为打击日益猖狂的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授权云南，广东等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这一时期死刑核准权的变化，体现了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过程中，立法者对诉讼效率的“偏好”。但立法者的“放权”决定似乎只考虑了实体问题而未顾及程序上的协调，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如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的，以及二审判处死刑案件均不在经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加以复核。即出现了二审程序吞并死刑复核程序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二合一”现象。
第三阶段：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到现在。96年刑诉法和97年刑法中均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可以视为死刑核准权又“重归”最高人民法院。但97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死刑核准的两极格局仍未改变，该程序在上述案件中名存实亡。
（二）从“合理有度”到“程序紊乱”原因分析
1，从立法到司法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使得在“从重从快”地与犯罪作斗争时，程序正义的理念被置之不顾。
2，立法司法解释的模糊：刑诉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于96年和98年两次作出《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均回避了这一问题。仅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上诉期满后3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但是对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抗诉的死刑案件如何处理则未作规定。
3，程序设计的缺失。死刑复核制度在程序设计上的不足，如审理采全面审，核准没有期限限制等一些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要求的程序漏洞长期得不到弥补。在恶性犯罪增加，死刑案件急剧上升需要下放核准权来提高效率的情况下，程序发生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关于死项基本原则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一）理论界对改革死刑复核程序的几种思路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作为两审终审诉讼原则的例外。具体主张：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后，由高级人民法院依二审程序全面审理，死刑判决得到维持后，被告人可继续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可依上诉范围进行审理而不进行全面审。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是解决目前死刑复核程序混乱无序的根本出路。主要理由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逐步提高，犯罪现象也必然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也必将大大缩小。这样，死刑核准权有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便于统一掌握死刑标准，确保杀的准，杀的少。
3，高级人民法院增设死刑复核庭：这种观点的思路是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维持死刑 ，还须再交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庭进行死刑复核，然后才可生效。
（二）现有改革思路之评析
1，取消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在实际操作中难以与二审终审制度协调。我们尚不考虑以三审终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有多大合理性。单从与二审终审制的诉讼原则协调来看就值得我们对其提出质疑。例如在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后，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不当或者量刑白当而改判无期徒刑的，甚至作出无罪判决的，此时的案件应适用二审终审直接生效呢，还是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呢？
2，最高人民法院“收权”并不现实。虽然这种思路在理论上讲并无不妥，同时也符合立法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可能性的通。自死刑核准权下放以来，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的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约占所有死刑案件的百分之十）即便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也感力量不足。这从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先后下放和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核准时间过长（立法上无时限规定）可以窥见端倪。可以相信，在目前刑法扩大适用死刑的犯罪种类和大量死刑案件需要及时核准的背景下，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必然导致复核效率的低下，进而可能会影响到死刑核准的准确性。
3，高级人民法院内设立死刑复核庭也不不具可行性。这种思路主要是解决程序“二合一”的问题的。但司法实践中，同一死刑案件在同一法院中审理均需由同一审委会讨论决定，另行组成复核庭实际意义不大。同时同一个法院内的一个合议庭报请另一个合议庭复核，似乎同一合议庭也有高低之分，显然不合理。
（三）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刑事犯罪的斗争实践，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兼顾的死刑复核程序并非不可求。
笔者的设想是：明确规定死刑案件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而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那部分死刑案件的一审权宜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而且由基层法院审结后可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这样设想的理由是：
1，死刑核准权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符合我国社会治安现状和审判工作实际。不但是立法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立足我国刑事犯罪现状和两级法院的工作量的实际而作出的合理分配。
2，基层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案件一审权是在不改变刑事诉讼二审终审制的基本格局下改变级别管辖。所以不会导致程序混乱。基层法院依法进行一审，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核审也是符合死刑复核程序的层际监督的实质。另外，有学者提出83年严打期间死刑案件下放至基层法院后很快即被收回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宜由审级较低的法院进行死刑案件的一审。笔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第一，死刑一审权的短暂下放即被收回主要原因并非基层法院不能保证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而是“考虑到在立法上未作规定这样简单的放权，非但不能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反而因为增加了层级，拖延了诉讼。”第二，由高级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案件，均为“自然暴力型”犯罪，虽然重大，但一般并不复杂。再加上几十年来基层法院审判经验的积累和法官素质的不断提高，死刑案件的审理质量应该还是可以保证的。
3，基层法院判处死刑一审案件，强制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理由在于：
1）可以对基层法院判处的死刑一审案件查露补缺。增加一次检验把关的机会，保证案件审理质量。
2）既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该部分案件奠定可基础，又避免了部分死刑案件若适用三审终审制所带来的审极制度混乱。
3）强制上诉并非凭空臆想，国外也有例证。日本刑事诉讼法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可以放弃申诉或者撤回上诉”但接着在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者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条规定也不得放弃。”原南斯拉夫刑诉法361条（四）规定：“如果被判处死刑是，被告人不得放弃上诉权，也不得撤消已提出的上诉。”
4)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干涉诉讼当事人之诉权的可能，但从确保审理公正，防止错判角度讲，可以从更深层次保护被告人的权益。这在刑事诉讼法其他制度中也能得到相互映证。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和第38条确立的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强制指定辩护的制度，其背后的立法精神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