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牵动着亿万人心，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牛肉膏、三聚氰胺奶粉……，恶之花遍地泛滥，每一次问题食品的曝光似乎都在考验着公众忍受的极限。“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公信力，因此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甚至《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判死刑，此外还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和整顿，保障食品安全甚至已被写进了2012-2015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上升到人权保障的高度。但遗憾的是，问题食品还是屡禁不止，甚至反而有逾演逾烈之势。公众很愤怒，政府感到很冤枉，这些年明明做了很多工作，但为何却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当前问题食品的大规模泛滥，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日趋分化，道德与自我约束机制失灵，而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尚未建立的必然产物。表面上看，食品安全直接涉及法律及法律的实施，是一个执法不严的问题，深层次探究则直指制度和人心，并非简单地通过一纸法令或执法部门的专项检查所能解决，从法社会学角度来剖析是一个典型的“法令不能改变社会”的问题。

　　一、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一）食品安全的时代背景

　　1.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当前，我们所处住的是一个大量生产的工业化时代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社会进步，但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农业时代，在农业时代自己可以生产所需的大部分甚至所有食品，或者农业社会的熟人社会信任关系足以保证食品的安全。事实上，今天我们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吃的蔬菜和大米的农药、重金属是否超标？不知道火腿、罐头是否有毒？因为这些知识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公众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范围。因此，如果政府监管缺位，食品领域容易发生假冒伪劣泛滥的结果，严重者甚至会陷入“互相投毒”的囚徒困境。[1]

　　2.全球化背景下小农生产的困境。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数亿的小农被迫卷入市场的洪流。由于自身力量的微薄，大企业压迫小生产者，大型食品企业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农户和下游小企业是普遍的现象，出现质量问题则把处罚风险推向农户和中小供应商。为维护食品价格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被压低。虽然近年来政府为农民提供各种补贴，但被地方政府和大型加工企业集团层层盘剥，利润微薄，利益驱动下的农民一样会“投毒”。[2]

　　3.消费方式超前于经济水平带来的伪劣商品泛滥。当前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城市化、大众传媒、广告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传递着“文明的”、“时尚的”消费方式，刺激着公众的消费欲望。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东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差距悬殊，公众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被“拖拽”进入超出其经济能力的消费（例如，红酒、牛奶等食品），城乡结合部、广大农村遂成为伪劣商品泛滥的区域。

　　（二）客观上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并非监管所能解决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所面临的已非一城一池的失守，而是普遍的溃败，有毒食品大规模的泛滥已绝不能仅仅归因于监管不力，因为面临如此的规模，仅凭通过监管来阻却已回天乏力。据学者研究，产生问题食品的原因主要有三种：[3] 1、技术的缺乏和无知引起的食品不安全。如某种添加剂或某种物质，在当下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认为是安全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可能在将来发现这些原本被认为安全的添加剂或物质是有高度风险的。例如，三聚氰胺和瘦肉精最早都曾是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在一些专家对其益处的鼓吹得到了政府认可从而获准推广应用之后，其害处才被受害的公众以及另一些专家揭露出来。2、土壤、水资源污染等人类的行为，通过食物链传递间接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带来的困境。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但这种“公有私营制”的缺陷亦明显，由于承包期短，一些地方还经常调整，“无恒产，则无恒心”以及分散式经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模式。第二，由于以GDP为导向的畸形政绩考核机制，地方政府热衷招商引资，一些污染工业在“招商引资”的保护伞下纷纷进军农村，一些农村成为工业污染的重灾区，粮食被污染是必然的结果。3、故意人为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事实上，食品安全并非简单地监管问题，食品监管主要针对的是上述第3种情形，即故意的、人为制造的风险，而对前两类技术风险以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仅靠食品监管部门所能解决的，甚至很多时候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

　　（三）主观上问题食品泛滥的根源在于权力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单一的权力万能的思维，出了问题即怪政府没有管好。孰不知公权力往往恰恰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政府扩权，社会空间、市民自治领域必然缩小，管制需要巨大的成本，特别是在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管制必然带来权力寻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行政监管越严格，食品卫生问题反而可能会越严重。

　　1.权力的缺位。首先，谈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无法回避“特供”这一长期以来一直隐性存在的制度。我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很多问题必须引起高层的“痛感”和关注才能解决，但“特供”使高层权力缺乏对食品安全问题深切的“痛感”。近年媒体报道，一些政府部门雇人种蔬菜专供机关食堂，这释放出这些政府部门放弃了食品安全严格监管职责的信号。其次，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根源在于执法环节，虽然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工商、卫生、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执法机构，但由于这些部门的机制、职能并未理顺，其结果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丽满所指出的那样，“立法保食品安全只是纸上谈兵，执法环节落实不了”。

　　2.权力的越位。（1）权力垄断经济。目前我国整个市场环境非常恶劣，能赚钱的行业大部分已被行政垄断起来，由于缺乏其他良好的投资机会，因此在食品等开放的领域内竞争异常激烈，但是由于高油价及高额路桥费带来高额的物流成本，以及市场的摊位费、超市的进驻费等等，使食品企业经营艰难。为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满足消费者对食品的色香味要求，商家不惜添加有毒的添加剂。众多的大小食品企业造假、劣质事件影射出我们经营环境已经超越了底层的生存压力，不造假、不黑心就经营不下去的地步了。（2）税费过重。税费过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套在经营者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事实上，中国目前可以收取的各种税费如果合法足额交付的话，这个公司或者企业在市场上必然因不堪重负没有竞争力而倒闭，因此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但这又使有关部门掌握了“选择性执法”的“合法伤害权”。近年来由于“金税工程”等税收电子化工程的普遍应用，偷逃税困难了，原税制的高税负问题就凸显了出来，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则为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特别是当前经济持续低迷期间，众多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或处于停工、半停工的状态，政府财政收入吃紧，税务部门遂开始“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有竭泽而渔之嫌。（3）“罚款经济”驱使有关部门“养鱼执法”。长期以来，一些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财政不全额拨款，要靠“创收”来自行解决，很多监督部门背后，都有一条潜在的执法利益链，这种公权力直接牟利的体制性寻租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罚款经济”。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治化”，监管成了牟利的工具，一些行政机关已从“钓鱼执法”过渡到“养鱼执法”，主动担当犯罪企业的“保护伞”，明码标价出售“违法权”，收取“保护费”。 [4]

　　二、现行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1.治理模式的缺陷。当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上，采取的仍是传统的严刑峻法式立法、运动式执法的模式，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权力主导的专政思维。这种模式看似严厉、声势浩大，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1）《刑法修正案八》在量刑上对食品造假作了严厉的规定，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立法者意图通过严刑峻法刑法威吓的功能，以期收“毕其功于一役”之效。但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作为理性人与经济人，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的角度，制裁所达到的社会效果，通常适用以下公式，即制裁震慑的力度乘以制裁实际发生的概率，如果被查处的概率较低，那就仍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2）长期以来，以高调的政治口号为符号特征的治理，空洞无物的政策宣传，代替了政府部门探索长效治理机制的努力。行政机关食品安全监管监测手段落后，热衷于传统式、突击式、运动式的检查，监管监测工作不能全程化、日常化。[5]往往一次大张旗鼓的“运动式执法”后，不良企业躲过风头，很快死灰复燃。

　　2.价值理念的偏颇。长期以来，一直将效率、稳定的价值置于权利、公平、正义等价值之上。我国一直是将“解决十三亿人吃饭问题”作为政绩来宣传的，传统的观念是，解决十三亿人口温饱是个大问题，至于如何吃好、吃的安全是其次。这种观念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1）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是将该类犯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来处理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食品安全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危害。（2）立法将“政治影响”、“外部形象”、经济效率等的考量放在第一位，导致事实上内外有别的食品标准。[6]（3）对违法企业惩罚过轻，《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也仅仅是区区的十倍，不足以惩戒违法企业。在这样的制裁措施面前，一些人作出了所谓的“理性选择”，即造假或在食品中掺入违法添加物。

　　此外，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只管GDP和维稳，荒废了社会治理。正如笑蜀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的体制框架，可以说主要不是为具体的社会治理设计的，在过去，它是为阶级斗争为纲服务；在当下，它主要是为GDP服务，即主要是为所谓发展服务。”[7]由于GDP是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纷纷开展GDP锦标赛，将“赢利”放到了首位，一切让位于GDP，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公共治理的职能，对于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利益的“利税大户”，极尽保护之能事。[8]更为恶劣的是，一旦当地的食品生产企业的问题曝光，当地政府往往却以“维稳”为借口，封锁消息，甚至干预司法审判。由于企业与官员的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例如2008年那次所有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政府官员和失职的监管人员，行政处分、降级处理者众，但获刑者少，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风头过后一些被处分的官员又被任用而异地为官，因此法律对违法企业、对监管失察者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3、制度安排的失当。据不完全统计，与食品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00多个，但在监管体制上，多部门、分段管理所带来的低效、扯皮现象一直未有根本改变，涉及到工商、质检、卫生、税收、药监等多个监管部门，这种对公共权力的分割设计，部门之间合作和协作机制的缺失，并没有驱使各监管部门很好地去履行其应有的责任。除了在运动式执法期间这些部门之间会有一些短暂的协作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日常政府治理中常态的合作关系。同样严重的因素还有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现在，各政府监管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自利倾向越来越严重，它们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有利可图时，相互争夺管辖权；在无利可图时，则玩起踢皮球的游戏。

　　4、社会被管制的困境。食品安全是具体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与消费者的共同参与，需要自由的新闻、独立的司法体制，惟如此才能使造假者一经发现即得到及时的曝光受到法律的严惩。事实上，20世纪作为消费者运动的世纪，在西方19、20世纪初亦曾经历过问题食品泛滥的阶段，西方通过消费者运动揭露问题，并逐步通过立法、司法等途径予以解决。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包办一切，事无巨细，政府管了太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务，我国消费者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受到较多的限制，甚至作为消费者组织的消费者协会亦为官方所包办，因此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无法深入人心，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兴起大规模的消费者运动。事事依赖政府，但政府不是万能的，甚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之源，这就是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危机是一种系统性危机，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扭转这种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应对，而非简单的严刑峻法或是对政府监管抑或对资本逐利的道德批判，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与法治环境下，寄希望生产商血管中流淌“道德的血”更是根本靠不住的。

　　首先，科学的政府定位。政府是公民契约的产物，其存在仅具有为民众服务的工具性价值。解决食品安全，首要前提是必须取消形形色色的“特供”。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和守夜人，政府必须把基本的社会治理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当作自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放弃“发展就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顾一切保增长”的观念，确立科学的发展观，民众的幸福很简单：生活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增长。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必须回到理性的生存概念，使社会在良性中发展。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与国内食品安全堤坝全面溃败、诸多大超市出售的食品、大品牌甚至“国家免检产品”都已沦陷形成鲜明对照，同样是国内生产，我国出口的食品却鲜见安全问题。[9]由此可见，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泛滥，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食品的生产技术，而在于忽略了社会治理。因此，一方面，应当按照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建立一整套现代国家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和科学行政体制，防止出现权力部门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另一方面，政府地位应当中立，必须从赢利性行业退出，将赢利事业交给社会来做，政府的职责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促成良性市场秩序的形成，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弱势人群的基本生存。

　　其次，建设公民社会。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整个社会的密切整合，如果仅靠执法者自身，便意味着执法系统会不断地扩大，执法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国的食品监督主要是政府动员的自上而下的执法模式，这种“政府父爱主义”、“政府动员型”模式的运作成本巨大，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需要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可持续的社会动员。因此，必须建设公民社会，给社会松绑，切实落实宪法所赋予的神圣的公民权利，保障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使国民可以和平、理性地反映政治和经济诉求。

　　第三，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中国商人之所以敢这么黑心，中国人之所以对公共事务普遍漠不关心，直接原因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但责任与权利是一体两面，很少有人能够在无权利的社会一直承担自己的责任。公民社会是一个权利与责任对等的社会，公民责任感是建立在公正的法律、执法与司法、公平正义为社会主流的基础之上。因此，政府必须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知情权、诉权等合法权利，保障私权，建立强大的私权体系，尤其是强大的消费者主权，保护与支持消费者合法的维权行动。同时，在权利与义务对应的基础上，建立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我监管的连带责任机制。

　　最后，具体的法律、政策方面的对策。（1）反思土地“公有制神话”。目前土地公有制度，产权的不明确，“公有私营制”的模式，容易导致以邻为壑“互相投毒”的“公地悲剧”。适时调整土地所有权制度，至少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证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是十分必要的。（2）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同时严格对农产品的检验。（3）目前环保领域普遍存在“两高一低”，即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企业从“经济人”自利性出发，缺乏自觉守法的动力，必须修改环保法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4）《食品安全法》尽管引入了惩罚性赔偿，但数额仅有十倍的赔偿，应当修改立法，引入上不封顶的惩罚性赔偿。（5）鼓励公众举报食品违法，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重奖。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献血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重庆市献血条例》1998年12月26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2月1日起施行。《四川省公民献血条例》和原《重庆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在重庆市辖区停止适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献血、采血、供血、输血、用血及其管理活动。
第三条 实行无偿献血制度，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以下简称适龄公民）自愿献血。
推行个人储血、家庭储血、单位储血、社会互助相结合的用血制度。
第四条 献血公民享有优先用血权。
第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献血工作，统一规划并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献血工作；
市和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献血工作的主管部门。
第六条 血液管理工作，坚持全市统一规划采供血机构，统一管理血源，统一采供血的原则。
第七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献血工作所需经费。
鼓励社会各界资助献血工作。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八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的职责；
（一）市人民政府下达全市年度献血计划；
（二）区、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市人民政府的献血计划，制定本地区公民献血的实施方案；
（三）对下级人民政府完成献血计划的情况，进行年度检查和考核；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献血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献血办公室），具体负责本地区献血的组织、动员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每年应将本地区和各单位及无工作单位（含暂住人口）的适龄公民数上报所在地献血办公室；根据区、县（市）人民政府的献血实施方案，负责组织完成本地区年度献血计划。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做好本居住区内适龄公民献血的动员和组织工作。
第十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职责：
（一）每年将本单位献血适龄公民人数上报所在地献血办公室；
（二）组织动员本单位适龄公民献血，支持和协助血站做好献血工作；
（三）完成当地人民政府下达的献血计划。
第十一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
（一）拟定全市年度献血计划，督促检查献血计划的实施；
（二）制定献血、采血、供血、医疗临床用血的管理制度、技术规范和监督管理工作；
（三）负责全市采供血机构的规划、审批、校验、监督等管理工作；
（四）制定全市医疗机构应急采血的管理办法；
（五）负责本市与外省市的血液调剂工作；
（六）依据本条例实施奖励和处罚。
第十二条 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
（一）根据本市年度献血计划，拟定本区、县（市）年度献血实施方案，指导和督促献血实施方案的落实；
（二）负责本区、县（市）所属采供血机构的献血、采血、供血、医疗临床用血的监督管理；
（三）依据本条例实施奖励和处罚。
第十三条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化等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新闻宣传媒体做好献血的社会公益性宣传；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献血法律、法规及血液生理知识的宣传纳入健康教育内容；统计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准确提供有关献血工作的统计资料；财政、物价、人事、劳动、公安等行政部门
应积极协助共同做好献血工作。
第十四条 各级红十字会应当依法参与、推动献血工作，对积极参加献血和在献血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献血
第十五条 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起好表率作用。
第十六条 适龄公民献血前，应当到市或区、县（市）献血办公室指定的血站或医疗机构免费接受必要的健康检查，经检查取得献血健康检查合格证明的，方可献血。
血站和医疗机构对献血的适龄公民进行献血健康检查时应当核对公民的居民身份证。
第十七条 有工作单位的适龄公民，可以由所在单位组织献血，也可以凭本人居民身份证直接向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市和区、县（市）献血办公室登记献血，其献血量计入所在地区的年度完成献血计划数；
无工作单位的适龄公民，可以由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组织献血，也可以凭本人居民身份证直接向居住地的市和区、县（市）献血办公室登记献血，其献血量计入所在单位的年度完成献血计划数。
公民可以凭本人居民身份证，直接到血站设置的采血点或安排的流动采血车献血。
第十八条 血站对献血者每次采集血液量一般为二百毫升，最多不得超过四百毫升，两次采集间隔不少于六个月。
第十九条 对献血者，由血站发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作的无偿献血证书，其所在单位或血站可给予适当补贴，具体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制定。完成年度献血计划的单位，由市或单位所在地的区、县（市）献血办公室发给单位完成献血计划证。
第二十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集血液、组织他人非法出卖血液或伪造、涂改、出租、转让完成献血计划证和无偿献血证书。

第四章 采供血和用血
第二十一条 血站采供血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献血者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在本市献血的无偿献血证书，按下列规定免费用血：
（一）献血后五年内，可免费享用献血量三倍的血量；
（二）献血五年后，可免费享用献血等量的血量；
（三）献血量累计满六百毫升以上的，十年内免费享用所需血量；
（四）献血量累计满八百毫升以上的，十五年内免费享用所需血量；
（五）献血量累计满一千毫升以上的，终身免费享用所需血量。
第二十三条 本市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十年内，其家庭成员按献血量等量免费医疗临床用血。
第二十四条 持有外地无偿献血证书的献血者在本市用血，免收献血补偿金，但应支付用血费用。
第二十五条 未献血者临床用血应交付用于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具体收费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公民医疗临床用血时（献血者除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向用血医疗机构所在地献血办公室交纳用血费的三倍作为用血补偿金：
（一）单位未完成上年度献血计划的；
（二）无工作单位的；
（三）外地来本市就医的。
第二十七条 公民医疗临床用血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献血办公室向单位或公民退还补偿金：
（一）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年度献血计划的；
（二）有工作单位的公民在规定期限内献血的；
（三）无工作单位或外地来本市的公民，其家庭成员有一人献血的。
第二十八条 公民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均不符合献血条件，以及革命荣誉军人、残疾人、见义勇为者，因医疗需要用血凭有关证件免收用血补偿金。
第二十九条 进入本市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澳门居民以及华侨、外国人因病用血时，按国家和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医疗临床用血进行核查。未经核查或者经核查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不得用于医疗临床；
医疗机构应当到市献血办公室指定的采供血机构领取血液，并严格遵守血液储存管理制度；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应当执行输血技术规范，遵守合理、科学的原则，积极推行成份输血和自身输血，不得浪费和滥用血液；
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核对献血凭证，真实记录病人用血证件号码和用血量，按月填表报医疗机构所在地血站，不得弄虚作假。
第三十一条 医疗急救用血由医疗机构先供血，再按本条例规定补办用血手续。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公民无偿献血累计一千毫升以上的；
（二）单位组织完成年度献血任务成绩显著的；
（三）单位或个人在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动员工作中成绩突出的。
第三十三条 雇用他人冒名献血的，市或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按照违法献血量等量的用血费用五至十倍处以罚款；
伪造、涂改、出租、转让单位完成献血计划证或无偿献血证书的，由市或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没收该证件，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非法采集血液和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由市或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由市或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四款的，由市或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按照违法供血量等量的用血费用五至十倍处以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血站、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未完成献血计划的单位由同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逾期仍未完成的，予以通报批评，当年不得评为文明单位。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家庭成员是指献血者的配偶、父母、子女。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施行前，在本市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无工作单位的家庭成员需要医疗临床用血的，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施行前，在本市义务献血的公民及其无工作单位的家庭成员，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需要医疗临床用血的，免交用血补偿金，但不减免用血费用。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9年2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2月26日